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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三, 8月 08, 2012

杜紀川



一襲休閒輕衫、戴著無框眼鏡,儀態看似斯文
的文藝學者,言行舉止又像歐洲仕紳——美國金士頓集團總裁杜紀川,這位曾被美國人票選「最好的工作環境」華裔企業家,沒有沾染集團大財主的銅臭味,也不會擺長官架子,對員工真誠、包容的杜紀川,正是員工心目中的夢幻老板。
雖然已屆六十歲,從外表上,杜紀川看起來約莫四十多歲的年紀,「John(杜紀川英文名)最喜歡打籃球了」,也是杜紀川「球友」的金士頓亞太區總監陳思軻補充說。熱愛籃球的杜紀川,每周會相邀同事打籃球,「在球場上勇猛、狂奔的衝勁,還真有職業選手的架式唷!」年紀雖輕,陳思軻卻十分羨慕杜紀川的好體力。

結合東西方企業文化精髓

經營十五年來,由當時僅有杜紀川與副總裁孫大衛的兩人公司,到現在營收十三億美元的全球第一大DRAM(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)公司,如此傲人的成就,讓杜紀川、孫大衛在華人圈中享富盛名,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亞裔人士。不僅如此,連財富雜誌更連續五年評定金士頓為「美國一百家最好工作環境的公司」,並成為華爾街日報、新聞周刊等美國當地媒體競相報導的對象,由杜紀川與孫大衛白手起家成立的金士頓公司,屹立於西方世界中,且得到美國民眾的青睞與肯定,殊為難能可貴,這其中,杜紀川結合「人情味與經營效率」東西方企業文化精髓,造就出金士頓獨特的文化風格與經營績效,帶領金士頓走向國際舞台,杜紀川自然成為華人圈中的傳奇人物。
杜紀川的童年時期,分別待過重慶、上海、台灣、香港等地,輾轉到台灣唸書,在師大附中讀高一時,杜紀川與同學合組熱門音樂團(Band),「這可能是台灣最早的學生樂團吧!」提到學生時代,杜紀川手舞足蹈地描述著,彷彿歷歷在目,那段時間,可算是他學生時代最樂的時光,「書唸不好,在學校又不務正業,家人乾脆把我送到德國唸書,」回憶求學過程的坎坷,杜紀川說,由於高中未畢業,無法到美國拿綠卡,因此在台灣讀完高一後,便從高雄搭舢舨船偷渡到香港,再以大陸難民身份取得香港居民證,一九六二年轉赴德國,並在德國Techniche Hochschule Darmstadt攻讀電機工程學位,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國,杜紀川選擇的竟是房地產銷售工作。

與孫大衛在籃球場打球相識,開啟日後兩人在事業合作的轉捩點。當時,孫大衛是一家公司的硬體工程師,孫大衛常喃喃地說:銷售一塊主機板要二千美元,成本只有二百美元,獲利實在驚人呀!杜紀川聽了,立即脫口而出:何不你設計板子,我負責銷售?就這樣,杜紀川把家中的車庫當成公司創業的辦公室,全職的員工只有一人,那就是杜紀川。「當時兩人的思想簡單,還沒考慮產品從製造到銷售過程中的其他成本,」自嘲自己年輕時創業的勇氣,杜紀川說:我連什麼是記憶體都不曉得,就刊登廣告招徠客戶,當客戶問及產品內容時,杜紀川馬上背出一連串的專業名詞,對方還信以為真,「反正客戶也不會知道(No body knows)!」孫大衛為杜紀川打氣著說。

一九八二年,杜紀川與孫大衛創立Camintonn公司,從事迪吉多(DEC)系統及記憶體製造,三年後,迪吉多被美商AST購併,AST也一併以六百萬美元的價碼,買下Camintonn公司,當時,杜紀川和孫大衛各分得三百萬美元,不過這份意外之財瞬間就化為烏有。

原來,孫大衛的朋友Henry是股市操盤能手,杜紀川及孫大衛都「有志一同」地將所賺現金交給Henry投入股市,適值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美國股市大崩盤,兩人的資金歸零不說,每人還負債一百萬美元,「John,我真的很抱歉,」孫大衛深感內疚與不安,不過生性樂觀的杜紀川,雖然已兩袖清風,不過仍不改其豁達的本性,瞞著家人、成為難兄難弟的杜紀川與孫大衛,每天早上仍準時出門,不是去上班,而是相約在咖啡店內聊天,「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,但是,路還是要走下去,」杜紀川與孫大衛互相勉勵著。

幾經商量的結果,杜紀川還是決定創業,苦無資金的杜紀川,在家中抽屜裡東翻西找,最後在車庫中找到二千美元,這就是成立金士頓的初始資金。當時,誰又想得到,這二千美元竟能讓金士頓在成立十年後,成為營收十億美元的集團企業?「如果我沒有破產,也沒有金士頓這家公司了,」股票股資失利的杜紀川,始終相信「塞翁失馬,焉知非福」這句話。

成立公司的前兩年,杜紀川常為了營運資金及訂單到處奔波,「借錢時碰釘子,是常有的事,」也許在創業過程中嘗盡人情冷暖,當聽到員工有好點子,想要創業時,杜紀川不但不引以為戒,反而會提供資金給員工創業,「員工成立的公司有電腦、網路、軟體、電影製片等各領域,看到他們成功,我也與有榮焉,」員工在創業時的衝勁,杜紀川彷彿從他們身上,看到自己創業時的努力打拚。
「與員工成為事業上的合作夥伴,也是從母親那兒學來的,」杜紀川說,由於母親從小居住在天津窮困的小村莊,飢荒已成家常便飯,後來母親在北京當演員,父親也擔任演藝公會理事長,家境大幅改善,「母親常以過來人的經驗對我說:做人不要錦上添花,但是要雪中送炭,」也因為母親的諄諄教誨,杜紀川始終謹記在心。

「尊敬、忠貞、公平、彈性與適應性、對員工投資、工作樂趣」這是杜紀川訂定金士頓公司的經營價值觀,身處美國這個文化大融爐,金士頓並不排斥任何人種、宗教,杜紀川認為,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,不斷提升、裝備最有價值的人力資源,才是金士頓持續成長的動力。

此外,金士頓對客戶重然諾,也是在DRAM模組業界建立良好口碑的原因。杜紀川說明,當金士頓是一家只有二、三人的小公司時,在接單上常四處碰壁,有一次接洽到一個國際知名的大客戶,「當客戶要來參觀公司時,我和David(孫大衛)趕快租了一間辦公室,並安排親戚坐在辦公室內充當員工,」當杜紀川回想頭一回接大訂單的窘事,忍不住笑了出來,「那位客戶看了一看,不急



不緩地說:這是你們臨時租的辦公室唷,這些『員工』看起來不像是員工,」排場立即穿幫,不過也因為那位客戶的包容,願意下單給金士頓,杜紀川感念在心,當下決定「給客戶高品質且滿意的服務水準」,那也是金士頓成立的使命所在。
與員工成為好朋友

這位統領著全球二千七百位員工的金士頓集團領導人,在員工眼中,是一位道地的好長官、好朋友,遠東金士頓總經理特助Jenny表示,John只要來台灣,一定會到公司和員工們寒暄,也會和總機小姐閒話家常,「與其說他是老板,不如說John像個鄰家長者、風度翩翩的紳士,」有時,員工們會竊竊私語,討論杜紀川的穿著品味、舉手投足。

杜紀川隨和的個性,讓員工變得喜歡與他分享心事,對員工無私的關心與付出,是員工最敬佩杜紀川的地方。若得知員工家裡有難時,杜紀川二話不說,馬上塞個千百塊美元在員工口袋;和員工出差時,在工作之餘,杜紀川總喜歡帶著員工旅行,因為「工作寓於娛樂」,員工的工作效率更高,何樂而不為?有時,杜紀川帶著員工到賭城、看秀,放鬆平日緊張的工作心情,「John還會管到我的髮型及領帶搭配呢!」

陳思軻說,當領帶與西裝的顏色搭配得好時,John會直說:和客戶見面,穿這西裝最合適,和杜紀川相處,員工都可感受到他如朋友、如親人般的關心與對待。


使走過半個世紀,杜紀川的舉止、興趣一點也不顯得老態,玩樂團、開跑車、打籃球,這些都是杜紀川愛不釋手的休閒嗜好,二年前,杜紀川與好友組成一個二十三人組的「JT&Calafornia Dreaming」樂團,樂團中不乏律師、公司負責人、歌手史帝夫汪達的製作人等高手,平均每個月在金士頓公司內練習二、三次,在樂團中,杜紀川則扮起鼓手的角色。前年,慈濟人在美國舉行「希望工程慈善晚會」,就是由杜紀川出面邀集加州當地二十二個華人團體,在晚會上,杜紀川一身黑衣黑褲,全身展現打鼓的勁道,大家這才驚訝杜紀川另一項不為人知的音樂才華。

杜紀川另一項「名貴」的嗜好,就是蒐集跑車,舉凡法拉利、保時捷、英國車Arston Martin,都是杜紀川的「最愛」,根據同事的描述,John絕對不會挑市場上很普遍的車型,而是選擇特別、拉風的跑車,其「悶騷」的個性表露無遺,有些「愛車一族」的員工,只要向杜紀川借車,基於「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」的原則,杜紀川也會借員工開著他的百萬名車,上街蹓躂。有一天,孫大衛向杜紀川借賓士S600的車子開,杜紀川輕鬆地說:喜歡的話,送給你吧!如果有客戶或員工稱讚杜紀川的法拉利跑車,杜紀川興致一來,還會阿沙力地說:一美元賣給你啦!「當然,前提是這位客戶或員工對公司有功,」杜紀川補充說明。

經營金士頓十餘年來,杜紀川與孫大衛都慶幸彼此找對了合作夥伴,所謂「有福同享、有難同當」這句話,形容這對情同兄弟的創業









 杜紀川為何連續五年 獲選美國人的夢幻老闆?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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夥伴,真是再也貼切不過,然而,雙方偶爾也會為不同的看法,有所爭執,「吵架總比悶在心裡好吧!」孫大衛認為,這是兩人溝通的模式,若在辦公室裡有爭執,杜紀川和孫大衛會到會議室內,關起門來辯論,隔著會議室的透明玻璃,員工可清楚地「觀賞」兩人激動的神情,與誇張的手勢,有時候,杜與孫兩人還會躲起來偷偷出外度假,在旅程中溝通彼此的認知落差。
絕佳的黃金組合

充分授權,也是金士頓的經營特色,陳思軻表示,John希望員工能儘量學習、不怕犯錯,員工可自定決策,對自己的行為負責,發揮空間相當大。一九九六年,日商軟體銀行(Soft Bank)決定以十五億美元的代價,買下金士頓80%的股份。簽約後六個月,軟體銀行尚有3.3億美元的投資款項未付,然而當時遇到半導體景氣下滑、日本經濟蕭條,軟體銀行無力負擔餘款,孫大衛到日本開會時,知道對方的難處後,孫大衛豪爽地決定:乾脆這筆款項一筆勾消好了,於此同時,孫大衛與杜紀川進行視訊會議,「John,你坐下,最好要有心理準備,這筆帳已取消了,」孫大衛乾咳二聲地說,杜紀川身旁的律師群驚訝地說:Why?對於孫大衛的突兀決定,杜紀川只是笑笑地說:錢不是生命中的一切!

常有人問杜紀川:為什麼那麼有遠見,成立金士頓公司?杜紀川坦承,很少有創業者一開始,是有大遠見的,成立金士頓亦然,是為了求生存,在歷經不斷地蛻變、成長後,才能造就現在的規模,「






除了Right timeright place(選對創業時間及地點),還要帶些好運吧,我想,」杜紀川當時也沒想到金士頓會成為全球第一大DRAM模組廠。當然,杜紀川與孫大衛這兩位默契十足的好兄弟,是金士頓永續經營的精神指標,放眼企業界,再也找不到這兩位『個性特異』的黃金組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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